西柏坡纪念馆广场。 康华杰 陈腾飞摄
滹沱河流经平山县，在太行山深处拐了个弯，怀抱起一个静谧而祥和的小村庄，这就是西柏坡——— 党中央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驻留了10个月左右。即便从中央工委1947年5月抵达西柏坡算起，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也不足两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党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我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近日，记者再次踏上这块红土地，重温那光辉岁月、追访历史细节。一件件文物、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回忆、一个个故事……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党在西柏坡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坚定决心，开国领袖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崇高风范，以及党和人民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全心全意为群众，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中间
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一位名叫阎如魁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管理员(工作人员)一看见老百姓推碾、扬场，就牵着机关的牲口来帮忙。老百姓收庄稼，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有担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场上送，干得可欢了。”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介绍说，西柏坡时期，废寝忘食、宵衣旰食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牵挂着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
毛泽东号召中央机关进行“节约粮食”运动，让工作人员把节约下来的三百多斤粮食在春节前送给西柏坡村生活困难的村民。看见当地农民种稻子不育秧产量低，他专门给群众讲要先育秧再插秧；1958年，毛主席又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写信，询问老乡的生产生活情况，并让他们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学习种稻方法。
播种的时节，朱德曾经帮助当地百姓拉耧。收获的时节，见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独自吃力地在地里割谷子，朱德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向老婆婆要过镰刀，便“刷刷刷”割下去……
“我这条命，就是董老一家给捡回来的啊！”在西柏坡纪念馆南面的柏坡湖码头，西柏坡村67岁的阎青海老人激动地对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
阎青海一岁多时得了一场急病，奄奄一息。他娘以为治不好了，就把他用谷草裹身，放到外面的碾盘上，准备等孩子爹回来扔掉。不料董必武夫妇路过此地，发现孩子还有心跳，就赶紧抱起来送到中央机关医院。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在医院陪护了好几天，终于把个欢欢实实的孩子抱了回来。
“西柏坡纪念馆筹建时，我和有关人员去北京征集文物，就住在董老家。董老还主动问我们村里有什么困难。我们反映需要一台拖拉机，董老立即给协调解决了。后来何莲芝重访西柏坡，还专程到我们家看望。”阎青海感叹，“中央领导和咱真是一家人、心连心哪！”
中共中央领导还严格要求机关干部，绝不容许损害群众利益，哪怕一丝一毫也不行。当警卫战士为保持院落清洁，打算拆掉院里的石磨和猪圈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会在这里住多久，这些东西都不要拆掉，将来群众还要用的。全国土地会议参会代表的马啃了老乡的树皮，刘少奇亲自派人核实，要照价赔偿。群众过意不去，工作人员就买来树苗，帮群众补栽，后来，那里成了一片翠绿的小树林。周恩来所住的院子里的梨树上结了几个梨，秋天梨成熟后，他让工作人员摘下给房东送去。房东一家说什么也不要，工作人员只好给老乡一些钱，算是把梨买了下来。
党的领袖们，当年为什么这样关爱群众、尊重群众？
因为他们深知，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党最大的优势就是植根群众，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在西柏坡，毛泽东曾不止一次提到李自成。其用意就在于提醒广大干部，不要骄奢淫逸、丧失斗志、脱离群众。
刘少奇也不止一次谈到安泰。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有着无穷的力量，他的力量就来自于大地母亲。在和敌人格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可以所向无敌。然而，敌人后来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在战斗时把他举向半空，使他离开了母亲，最终把他杀死。借用安泰的故事，刘少奇是在警醒党员干部，要始终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中间，始终不脱离群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他指出，“我们一切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员队伍发展很快，一些党员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在土改中暴露出来。一些干部在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甚至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胜利果实，侵占群众利益。鉴于此，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开始结合土改整党，比较好地解决了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保证了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室参观，人们无不被一封语言直白却又饱含深情的书信打动。
“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
“我们都想看看你，离的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这是1947年10月23日，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翻身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以及对党的无限深情。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改革在各解放区开展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一亿六千万、约占当时全国37%的人口得到了土地。“土地回老家”，进一步焕发了翻身农民参军支前的热情。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七展室内，陈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后群众踊跃支前的部分照片：有的在做军鞋、军装，有的在推碾磨面，还有数不清的农民挑着扁担、推着小车在曲折的道路上行进着……据统计，三大战役中的支前民工达880余万人次，使用小推车82万辆次，分两排排起来，可以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一直排到北平。“土地改革使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民心，从而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曾担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的西柏坡研究专家张志平说，三大战役之初，解放军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装备上都大大不如国民党反动派，但人民的支持，改变了敌我力量的
对比。仅从民心所向来看，国民党反动派就大势已去。
图为西柏坡毛泽东同志旧居办公室一角。 本报记者 陈腾飞摄
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 （西柏坡纪念馆馆藏资料照片）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这首镌刻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的诗，是朱德总司令为庆祝我军攻克石家庄所作。开创我军夺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庄战役，凝结着朱老总的大量心血。
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彦红介绍，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朱德集中精力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经过深入调查，他报请中央批准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并成功组织了清风店战役，彻底扭转了晋察冀军事斗争局面，解放石家庄的条件日趋成熟。
为总结清风店战役经验，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从西柏坡来到安国，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石家庄战役打响前，他要求留在前线指挥，后经毛泽东劝说，才转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战后，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四天之中，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随后，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冒着危险，踏着焦土，迎着寒风，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深入细致、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在西柏坡时期，我党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可以说，正是因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才为政策制定得好、执行得好、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坚实基础。”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彦坤说。
求真务实，就要听真话、摸实情。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
这种亲历亲为，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从不轻易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报告，撰写文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数十万字。这些文献大多留有手稿，是他亲自撰写的。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其结果就是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张志平编著的《感受西柏坡》一书中，记述了西柏坡时期曾在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张清化的一段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第二日，他们就搞出了战果明细表，送到毛泽东案前。“错了！”毛泽东用指头点着，“你们多算了一个团。十八军的骑兵团就不在被歼之列嘛！”张清化在回忆中感慨道：“毛主席决不允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
“毛泽东对数字的重视，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他要印证‘九月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能否早日实现。”康彦新说。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九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大事必须向中央报告，写报告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忌敷衍塞责，使报告流于形式。
即便有对形势的准确预见，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依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十分注重听取各方意见，并且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西柏坡时期，中央五位书记注重团结协作，重大问题一般都是集体研究。在部署三大战役时，中央军委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磋商，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发往淮海前线的电报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议，也有三次明确告知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体现了对淮海战役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时间和效率是生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讨和审慎决策，如何同及时快速地反应统一起来？毛主席特别指出，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对于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问题，中央的决策尤为慎重，唯恐考虑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记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货币问题。为克服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并决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但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在此之前，各解放区的货币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兑换。周恩来指示财经部要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区的物价大体以同样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还要求中央财经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由于考虑周密，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解放区物价要稳定得多。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只见公仆不见官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恐怕是每一个参观过西柏坡的人的强烈感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么普通，几乎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的衣裤件件有补丁。不经他同意，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毛衣毛裤穿破了，上边有了大窟窿，让工作人员给补补接着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经补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周恩来同志旧居，办公桌上放着的一个旧茶缸常常引起参观者的注意：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在茶缸上，就算缸盖儿了。原来，茶缸盖儿掉在地上被车轧坏了，卫士长成元功到供给处领了一个新的带盖儿茶缸给他换上。周恩来发现后，却让他退回去，将旧茶缸又拿了回来，从书架上拿下一个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盖，说：“这不正合适吗？”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来就不大，中央领导们的住房也都很简陋。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西柏坡一下多出那么多人，住房便成了问题。为了安顿从东北来的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朱德和康克清主动与他们做了“团结户”，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自己打地铺，中间只拉了一条布帘。
那时的工作条件，也真是因陋就简。
参观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讲解人员会告诉你，这房子还是中央机关自己修建的，里面有一部电话，两幅地图，三张桌子还分属三个科室。敌我力量的对比，曾先后用电光纸剪成的三角旗、红蓝铅笔和自己纺的毛线染上红蓝颜色标注。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司令部，我党成功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二十多次战役。
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室内，有一个全国土地会议简陋会场的模拟场景。其时，村里老百姓的一个打麦场，放了两张桌子，几条板凳，上面搭一个布棚，便是主席台了。一幅当时的照片显示，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有的坐在石头、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据当时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回忆，也曾向中央首长们请示借些凳子让与会者坐。可刘少奇说：“可以以石作凳、以膝当桌嘛！”朱德说：“能弄来那么多桌凳当然好。可是我们没有，用一张桌子也要向老乡借。能开会就行了，能不麻烦老乡就不要麻烦老乡了。”开会时，卫士给朱老总借来一把木板椅，朱老总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存有记录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情况的一段无声录像，当时中央委员们就穿着普通的粗布棉袄，有的还自己拎着小板凳参加会议，散会后再搬回去。
这个划时代的会议，是在中央大院食堂召开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没有摆放桌签。与会人员没有固定位置，来早了靠前坐，晚了靠后坐。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条件改善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但中央领导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张志平说，这为全党、全军树立了楷模。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5岁的生日。其时，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他密切关注战局变化，日夜操劳。中央机关一些同志准备趁他生日杀头猪，做一顿红烧肉给他祝寿，既补充营养又让他放松一下。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及时制止了。
毛泽东还强烈反对将他抬至过高的位置。面对党内有同志“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把新成立的青年团命名为“毛泽东青年团”以及以毛泽东像作为即将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主图的建议，毛泽东也都拒绝了。就有的同志想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提法的考虑，毛泽东回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并说“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就青年团的名称，他专门致信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他的坚持下，人民币的票面设计，最终选择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图景为图案。
在筹划召集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自写信、起草电报，征求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见，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词十分谦逊。在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中，他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邀请电中，他写道：“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不仅毛泽东谦虚谨慎，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如此。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每次让工作人员去通知代表们座谈时，都这样叮嘱：“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周恩来传》中记载，西柏坡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他从来没有歇过一天假。每天夜里都是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觉，到了九点又准时起床，一天最多休息五个小时，其余时间便一直埋头在工作里。深夜十二点，给他送来夜宵，一碗米饭，一碗菜汤，一盘小菜，放在进门的小茶几上，经常需要警卫员几次提醒他吃饭。不然，放凉了，还顾不上吃。”
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次被捕入狱，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建议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而实际上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成倍增加。新中国成立仅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7日，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任弼时就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年仅46岁。
董必武是党内“五老”之一，在西柏坡时已年过六旬，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块做补丁的布头”。当时，为了工作方便，中央机关配备了两部汽车，董老年逾花甲，身体也不算好，按规定外出办事完全可以坐车去，但他总是骑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后，他还分担着每月15斤小米的生产任务；工作之余，还从夫人那里学会了纺线。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也开始在党内显露，这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警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四种情绪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也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议并由会议制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把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的努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严管子女、身边人，谁也不许搞特殊
今年5月7日，“赶考路·中国梦——— 西柏坡精神首场情景报告会”在邯郸市举办。至今，报告会已在西柏坡纪念馆和唐山、沧州、衡水等地巡回举办几十场。在报告会第三部分，讲述了一个毛泽东暂不批准毛岸英结婚的故事。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到西柏坡后，他与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但当27岁的毛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时，毛泽东得知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并没有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而是说要等到刘思齐满18周岁才行。毛岸英不高兴，毛泽东批评了他。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岸英嘟囔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这是我们党制定的婚姻大法，你必须遵守！”
直到一年后的1949年10月，毛岸英和刘思齐才结了婚。婚礼上，只准备了一桌饭。新婚夫妇没做新衣服，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那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他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在西柏坡参观，讲解员会给你讲一个任弼时教子的故事。任弼时十分疼爱的小儿子远远，有一辆心爱的小童车。1949年3月，中央机关准备迁往北平时，为防止车子在运输途中磕碰掉漆，远远想把它用布包起来。姐姐帮他开了一张领6尺包装布的条子，找到负责供应的人员批了字，交给警卫员，把布领了回来。任弼时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姐弟俩，并说服他们主动把6尺白布退还。
“父母之爱子，当为其计深远。”开国领袖们把对子女的爱，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上，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铺就光明前途。
1948年秋天，朱琦和妻子赵力平到西柏坡看望父亲朱德和康克清妈妈。当时，一部分部队的同志要转到地方工作。朱琦告诉父亲，他回去后将要转到地方铁路部门工作。朱德听后说：“你们都是党员，转到地方后，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你们对地方工作不熟悉，要从头学起。”朱琦牢记父亲的话，开始在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学司炉、学司机，后来当了火车副司机。全国解放后，他仍然留在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担任火车司机。1953年，朱琦执行一次任务后，领导通知“首长要接见”，他连工作服也没换就直奔接待室，怎么也没想到，接见他的首长就是父亲朱德。朱德望着身着工作服、两手油污、满脸汗水的儿子，十分高兴，一个劲儿地夸奖。送儿子出门时，还不忘叮嘱儿子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子女如此，对身边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到武安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时，由于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想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作纪念，董老的警卫员和秘书把布给收下了。董老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责令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面对即将摆在眼前的一片新天地，中央机关有的人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享清福了”。为了使干部和战士们对形势和政策有正确的认识，中央机关进行了入城教育，对进城提出了八条注意事项：(一)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入民家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和机密文件；(六)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进城前，毛泽东还专门把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召集起来，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内的日历，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的3月23日。那一天，他和战友们正式告别西柏坡，踏上了进北平之旅。
据回忆，出发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我们应当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64年了。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同甘苦才能共命运。让我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大力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新的起点上迎接新的“赶考”。（记者 史文通 霍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