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9年，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辉煌，也有犯过错误带来严重损失的不幸，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敢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因而并未因犯错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既犯了错误，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极大解放，建设热情极大迸发，仅用短短7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然而，探索之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如“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教训极其深刻。但同时，我们也应对这一时期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等党的重要文献和著作对此都作了客观分析和总结。“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不能就此替代并否定十年建设（1956—1966）的成就。“十年动乱”期间，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长47.2%；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推动外交工作实现了新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公道自在人心。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建设取得的成就，正是凝聚民心、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物质基础。
与群众同甘共苦。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党内干部不能特殊，不能脱离群众。为作表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自降工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党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对于报告提出的进一步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办法表示同意，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保障。
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失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直接的和间接的领导责任。会后，周恩来也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否定“文革”的同时，邓小平称“文革”也有一“功”，认为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在明确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